想让街友搬离街头,先找到处境最困难的「意见领袖」

发布时间:2020-07-10

想让街友搬离街头,先找到处境最困难的「意见领袖」

天才是稀有动物,普通人到底要经过哪些努力,才有办法灵光一闪?下一节将介绍的罗姗.哈格提(Rosanne Haggerty)经历千辛万苦,苦思如何解决纽约时代广场的游民问题。听起来虽然矛盾,但在智慧机器年代,人类最大的优势将是追根究柢,想办法弄懂人类的处境。

纽约市讽刺的地方,就在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距离非常近。时代广场除了是必游的观光景点,也曾是美国史上游民密度最高的地区。在一九八○年代晚期,时代广场是寻欢作乐的场所,人人都知道要看偷窥秀,找妓女,去那一区就对了。其中最龙蛇杂处的地方,耸立着破旧高大的时代广场旅社(Times Square Hotel)。这栋十五层楼高的褐色砖造大楼内,到处是临时性的小隔间。四乘六英尺大(约 121 公分×182 公分)的房间内,每一间挂着一个裸露的灯泡,空间只够塞进一张窄床与置物柜。高仅二.四公尺左右的墙壁,早已被香菸薰到泛黄,墙面到天花板之间的空隙,由摇摇欲坠的铁丝网补足。发霉的地上散落着垃圾与装古柯硷的瓶子。

时代广场旅社早已破产多年。法院指派的行政人员漫不经心地管理着那个地方,大楼本身违反一千七百多条建筑法规,濒临被认定为危楼、强制拆除的状态。旅社里住着两百多位独居者,大多是老人,有的患有精神疾病,有的是越战退伍军人。令人为难的是整栋旅馆虽然破烂,但要是真的拆除,只会导致附近挤满更多游民。哈格提回忆:「时代广场旅社是纽约市最大的单人旅社(single-room occupancy hotel,译注:美国贫穷无家者的居住设施,临时工的窝身之处),又大又显眼,我忍不住会想,我可以做点什幺。」[4]

哈格提眼神锐利,金髮及肩,说起话来像位高权重的企业主管,拘谨有礼,字斟句酌,但铿锵有力,不像想像中热爱人群的社会运动人士。依据《华尔街日报杂誌》(WSJ Magazine)的介绍,哈格提在康乃狄克州哈特福(Hartford)郊区长大,十七岁时父亲过世,从此肩负起照顾七个弟弟妹妹的责任。她大学在阿默斯特(Amherst)主修美国研究,毕业论文探讨的是隐修士暨社会评论家多玛斯.牟敦(Thomas Merton)。出社会后,她在慈善机构「圣约家园」(Covenant House)当义工,照顾无家可归的青少年,地点就在时代广场第四十三街。此外,她很快就加入天主教慈善会,学习申请政府新通过的「低收入住房税额减免计划」(Low 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, LIHTC)。

「低收入住房税额减免计划」是一九八六年税务改革法案底下的等额免税额(dollar-for-dollar tax credit),鼓励私部门替低收入国民开发平价住宅。哈格提表示:「一部分算是机缘,那是相当新的方案,知道如何利用的人不多。」[5]哈格提游说大型非营利组织与大型企业,提议改造时代广场旅社。她的热忱感动了许多人,但没有人真的伸出援手,因此她在一九九○年自行成立协会,最初的名字叫「共通点」(Common Ground),今日则更名为「破土」(Breaking Ground)。哈格提让「低收入住房税额减免计划」变成资金来源,取得联邦、州与市政府层级的补助,召集摩根大通(JPMorgan)、班杰瑞冰淇淋(Ben & Jerry’s)等具备冒险精神的投资者,一起收购与整修时代广场旅社。

时代广场旅社在一九九三年重新开张,六百五十二间房间变成设备最新颖的低收入单身成人支持设施。哈格提强调:「单人旅社常见的髒乱环境是很大的管理问题。」[6]她认为公共住宅计划要成功,一定要有「良好的设计与认真的管理」,提供住户支持性服务。时代广场旅社有屋顶花园、电脑室,还有修复原貌的大厅,保留了最初的大吊灯。此外还有严密的安全系统、医疗设施、餐厅、图书馆、画室。心理医师与治疗师也进驻旅社,提供健康照护与职能训练等辅导服务,协助住户找回自己的人生。[7]哈格提强调:「多年来,这座得奖的设施成为以不同方法做事的典範。我们做的就是协助人们成功。」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五日,班杰瑞冰淇淋的两位创始人班.柯恩(Ben Cohen)和杰瑞.葛林菲尔德(Jerry Greenfield),在时代广场旅社一楼开设冰淇淋店,赠送三千支左右的甜筒,店内的营运就由楼上住户负责,在接下来十五年屹立不摇。那间店太成功,后来还进驻洛克斐勒中心(Rockefeller Center)的子机构。[8]

然而,时代广场旅社一带的游民对哈格提来说依旧是个谜题。她成立的共通点组织广受好评,获得专业认可,旅社的开发方式也很创新,一切看似都很顺利,但哈格提发现睡在时代广场旅社前的游民并未大幅减少。一九九八年五月一天早上,哈格提接到地方医院急诊室打来的电话。电话另一头的社工人员说:「请问是共通点的主持人哈格提女士吗?我们这里有一位病患将您列为最近的亲属。我们猜她是游民,至少应该是住在时代广场。」「好的。」哈格提没有多问,换上外出服,前往医院。

哈格提回忆:「每一天,我们都看到那位老态龙锺的女士,推着硬纸板从三十四街走到时代广场。虽然我们从来不晓得她的名字,我们全都认得她,好几年了。我们立刻把她从医院带回我们的住屋设施,我问她先前怎幺不申请我们的服务,她微笑着告诉我们:『你们没有问过我啊。』」事情有哪里不对劲。哈格提最初最想帮助的人,自己的组织反而帮不到他们的忙。不知怎幺的,系统没听见最需要帮助的人士的呼唤。如果说就连运作得相当成功的支持性住宅,也无法真正减少地方上的游民数量,一切的努力究竟是为了什幺?

多数的社会工作者都相信输送带模式,也就是处理游民问题要循序渐进,先让他们从街头住进收容所,再从收容所住进永久性住宅:只要让街上游民知道收容所的存在,他们自然就会受到吸引,而住在收容所的人,自然会想搬进永久性住宅。只要规则订清楚了,也提供选项给游民了,一切就会水到渠成。很少有服务机构怀疑这个基本假设,但任何有经验的社工都会承认,有一群人会抗拒社会服务──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不愿意进收容所,就连在纽约酷寒无比的冬日也一样。共通点组织在二○○一年实验了一项推广计划:在冬天的午夜计算街上游民人数,直接评估这个族群的人数。

找出不愿意接受社会服务的人士,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。纽约市有数十个组织以各种方式协助游民。医院提供急诊室与戒毒服务;距离时代广场仅十五个街区的地方,就有一个大型的慈善厨房;信仰组织的善心义工,也定期从附近的郊区抵达曼哈顿,在半夜提供食物给饥民。然而,在一个寒冷的一月晚上,哈格提的团队发现,居然有四百人多人睡在时代广场地上。

不论是从慈善的角度,或从财政的角度看,解决游民问题都是当务之急。在街上游蕩的人们,通常会消耗庞大的公共资源,穆睿.巴尔(Murray Barr)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巴尔几乎在雷诺(Reno)的街上待了一辈子,为了治疗他的物质滥用问题、付他进出急诊室的钱,以及其他服务,十年间就耗费内华达州纳税人一百万美元。然而,内华达州花在住宅服务上的钱,却不到那个数目。雷诺警察局的欧布莱恩警官(O’Bryan)表示:「我们因为袖手旁观,浪费掉一百万。」[9]旧金山的研究也发现,提供游民稳定住所,可以让进出急诊室的次数下降 56%。加州大学研究人员发现,十八个月间,十五个游民的医疗费与执法费用,就会花掉纳税人一百五十万美元以上。全美的高成本医疗补助计划(Medicaid)成员中,近三分之二是游民或居无定所者。

当共通点组织开始访谈第一批游民时,他们很意外地发现许多游民都对收容所很反感。游民讨厌收容所,潮湿阴暗的环境里充满尿骚味,到处是酒精、毒品、清醒程度不一的陌生人,并没有比街上安全多少。在街上,游民互相认识,互相告知哪里可以找到食物,哪里可以每星期沖一次澡,传授挣扎活下去的方法。住在街上虽然有许多问题,但游民同样珍惜自由,说什幺都不肯放弃独立自主的生活。他们认为社会服务机构定下的规矩通常没什幺道理,也极度不尊重人。许多人认为自己无法摆脱游民身分,问题纯粹出在现行的官僚制度。举例来说,如果要申请到津贴住宅,你得缴交出生证明、收入证明、信用证明文件或六个月的无吸毒酗酒的证明──这对已经在街上生活数年的人来讲,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哈格提表示:「在游民心中,收容所是讲空话的地方,设下重重阻碍不让他们有地方住,光是入住条件就排除了最需要协助的人」。[10]

共通点组织听到游民的心声后,採取合乎逻辑的步骤,针对不愿意接受社会服务的人们,拟定「从街头到有家计划」(Street-to-Home)。目标是先找出这群人,接着判断怎幺做才能让他们接受安置:「我去接触一般想不到的人,请出乎意料的人来解开这道谜题。」[11]哈格提找来了贝琪.坎尼斯(Becky Kanis)。坎尼斯毕业于西点军校,曾在部队担任特种作战指挥官与军事情报官。「我突然意识到,我们必须请没有先入为主观念的人来看这个问题。」[12]哈格提交给坎尼斯的任务是在三年内减少时代广场三分之二的游民。[13]坎尼斯立刻组织一个优秀义工团,询问游民是否需要食物、医疗协助、财务支援、工作、收容所、辅导或住屋。团队的任务是以新方法应对现行制度,想办法走出官僚体制构成的迷宫,包括进行医疗筛检、接受心理评估、申请社会福利或失能补助、取得收入证明等等。坎尼斯的团队尽可能简化申请流程,对抗繁琐的法规。因为福利法规通常歧视法规原本该协助的人。

在此同时,共通点组织也替第三栋公共住宅剪綵。这次是全新整修过的安德鲁旅社(Andrews Hotel)。安德鲁旅社曾是曼哈顿下城区恶名昭彰的包厘街(Bowery)同义词。安德鲁旅社不同于提供长期租约的时代广场旅社,仅提供暂时的短期住所,协助需要「第一步」(first step)服务的游民,也因此能够採取简化许多的入住程序:不需要提供神智清醒证明,没有宵禁,不强制勒戒与接受其他支持性服务。安德鲁旅社提供现场服务,但如果入住者不想要,也不必接受。「从街头到有家计划」执行的第一年,坎尼斯的团队成功说服四十三位先前抗拒收容所的游民,提供他们住处,感觉协助游民的计划终于要成功了,然而哈格提与坎尼斯很快就发现,自己要学的事还很多。减少地方游民数量是极为艰鉅的任务。

前两章提过,连会计、放射学、法律、新闻、股票交易等主流产业,眼看也终将被人工智慧自动化取代。本章介绍的领域则正好相反,依旧需要靠判断力、创意、同理心,也就是人类心智胜过电脑的活动。牛津大学的弗雷(Benedikt Frey)与奥斯朋(Michael Osborne)所做的研究指出,休闲治疗师、运动伤害防护员、神职人员等职业相对不受自动化影响,主要原因是相关工作需要大量的人际互动,本质与人际关係有关。[14]至于交易型、重複型的工作则是会被机器人取代的高风险职业,例如房地产仲介、审计师、电销人员。[15]哈格提即将面临的挫败显示,世上有些棘手的难题,依旧只有人类的心灵能够解决。

共通点组织推出「从街头到有家计划」一年后,曾经二次在半夜数人头,结果发现街上的游民数不但没有减少,反倒大增 17%。糟糕的统计数字让哈格提不解,整个计划因此喊停:「从街头到有家计划」的基本概念一定有问题,或者执行时出错了。当时的计划负责人詹姆士.麦可罗斯基(James McCloskey)直觉认为他们可能依旧瞄準了错误对象,于是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。他带着团队成员连续四週每天早上五点钟走访街头,记录睡在时代广场周围二十个街区的人,写下他们的名字,配上每个人的照片。那年冬天,团队在街上一共找到五十五位游民。麦可罗斯基发现其中只有十八人固定睡在时代广场,其他人则有时会来,不一定永远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。换句话说,那十八个人才是附近真正的长期游民,也是最需要协助的人,但不知为何,「从街头到有家计划」一直没发现他们的存在。

麦可罗斯基的发现十分重要,因为当时公共服务尚无「长期无家可归」(chronic homelessness)一词。大多数的服务机构都以几乎完全一样的方式,处理每一位游民的问题。哈格提表示:「这就好像医院急诊室的医师宣布:『每一个人都病得一样重』,当然不可能是那样。」统计数据并未区分暂时性与长期性的无家可归,也因此可以解释为什幺相较于前一年,游民数量并未减少。团队揭晓的事实是底层社会中,有一群没有任何人发现的长期游民。光是让游民轻鬆就能住进共通点组织还不够。如果没有瞄準特定对象,目前的制度永远照顾不到长期的无家可归者。

「从街头到有家计划」为了专心协助这个族群,不再接受第三方转介而来的游民。相关的推广组织原本友好地与哈格提合作,一下子变脸了。哈格提告诉我:「所有的合作伙伴原本一直都会把人介绍到我们这边。突然间,我们宣布暂停所有合作,只专心处理最困难的案子。合作伙伴气急败坏,大声抗议,抱怨我们冷血无情。但我们说:『我们只处理最棘手的案子,简单的你们本来就在做,你们应该继续自己努力。』」「从街头到有家」团队接着投身于让那十八位游民愿意离开街头。他们平均已经在街上待了十四年之久,时代广场的每一家商店、警员、服务机构几乎全都认识他们。他们全都吸毒、酗酒,有健康问题,先前至少有一个以上的推广团队接触过他们,但没人想接手他们的案子,或至少目前为止没人成功过。他们是最棘手的一群人。

哈格提猜想,要是能让这群「传奇老前辈」愿意离开街头,就能证明棘手问题其实有解,进而带来涟漪效应,刺激地方改变。「你可以视若无睹地走过哈林区某个陌生人身边,但一旦你知道那个人叫艾德,他打过越战,得了癌症,你就再也无法置身事外。」[16]一年后,开始出现激励人心的成效。一如设想,全心提供老前辈游民真正需要的东西后──一个住处,而不是收容所──街上的短期游民也开始愿意寻求协助。「住所优先」(housing first)的策略出现成效。二○○六年,「从街头到有家」让时代广场在一年间游民数量减少 75%,隔年再减少 50%,一共让游民数量减少了87%,附近的二十个街区也减少 43%。此外,这样的成效也让纽约市政府全面改变推广合作的方式,市长彭博(Michael Bloomberg)决定自二○○七年起,纽约五个行政区全部採取共通点组织的做法,开启新的时代,社服机构逐渐从强调提供了哪些服务,走向有数字为证的成效。「从街头到有家计划」这个先驱令人敬佩,靠着八名员工与三十五万美元的预算,一路走到今日。

当然,一个人会无家可归,背后永远有数个成因。健康问题、药物依赖、家庭暴力都可能重重打击薪贫族,停滞的薪资与飞涨的房租,也可能使人沦落街头。二○○○年至二○一四年间,纽约市的中位数房租增加 19%,家户收入却减少 6.3%。[17]同一时期,纽约市的平价或租金被管制(rent-stabilized)的租屋单位则减少数十万。[18]大环境使薪贫族更容易沦为下流。一旦失业或碰上医疗紧急状况,就可能被房东赶出去或房子被拍卖。不过不管怎幺说,整体趋势并未掩盖一个不可否认的深层现象──长期的无家可归者在许多方面都是游民的意见领袖。哈格提证明了自己始终假设的涟漪效应。要大幅减少地方上的游民,一定得将有限的资源优先协助处境最困难的一群人,而不再因为他们最难处理而躲着他们。也就是说,从许多方面来看,哈格提的团队翻转了其他社会服务机构长久以来的做法。

[4] 本个案研究的早期版本,请见:“Finding Community Solutions from Common Ground: A New Business Model to End Homelessness,” IMD Case IMD-3-2289, 2012. Pam Fessler, “Ending Homelessness: A Model That Just Might Work,” NPR, March 7, 2011, http://www.npr.org/2011/03/07/134002013/ending-homelessness-a-model-that-just-might-work.
[5] Alastair Gordon, “Higher Ground,” WSJ Magazine RSS, accessed June 6, 2017, 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120608011853/http://magazine.wsj.com/hunter/donate/higher-ground/.
[6] Dennis Hevesi, “On the New Bowery, Down and Out Mix with Up and Coming,” New York Times, April 13, 2002, http://www.nytimes.com/2002/04/14/realestate/on-the-new-bowery-down-and-out-mix-with-up-and-coming.html?pagewanted=3.
[7] Gordon, “Higher Ground.”
[8] Brad Edmondson, Ice Cream Social: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Ben & Jerry’s (San Francisco: Berrett-Koehler, 2014), 76–77, 136.
[9] Malcolm Gladwell, “Million-Dollar Murray,” New Yorker, June 7, 2017, http://www.newyorker.com/magazine/2006/02/13/million-dollar-murray.
[10] “Linking Housing and Health Care Works for Chronically Homeless Persons,” HUD USER, accessed June 15, 2017, https://www.huduser.gov/portal/periodicals/em/summer12/highlight3.html.
[11] TEDx Talks, “How to Solve a Social Problem: Rosanne Haggerty at TEDxAmherstCollege,” YouTube video, 18:31, December 19, 2013,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DVylRwmYmJE.
[12] Fessler, “Ending Homelessness.”
[13] Becky Kanis, “Facing into the Truth,”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, accessed June 9, 2017, https://obamawhitehouse.archives.gov/blog/2013/03/21/facing-truth.
[14] Carl Benedikt Frey and Michael A. Osborne, “The Future of Employment: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?”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14 (2017): 254–280, doi:10.1016/j.techfore.2016.08.019.
[15] Edward O. Wilson, Half-Earth: Our Planet’s Fight for Life (New York: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, 2017), 199–200.
[16] Gordon, “Higher Ground.”
[17] Brenda Ann Kenneally, “Why It’s So Hard to Stop Being Homeless in New York,” Daily Intelligencer, accessed October 8, 2017, http://nymag.com/daily/intelligencer/2017/03/nyc-homelessness-crisis.html.
[18] “Turning the Tide on Homelessness in New York City,” City of New York, accessed October 8, 2017, http://www1.nyc.gov/assets/dhs/downloads/pdf/turning-the-tide-on-homelessness.pdf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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